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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别歧视的本质_歧视观念下的群体性偏见!
发布日期:2021-06-03
女人总觉得自己更有资格谈论性别歧视,因为在这个语境的“体位”中,她们身处下方。但事实上,或许男人更为“旁观者清”。
 
女性女权主义者喜欢谈论波伏娃,熟知伍尔夫对勃朗特姐妹和乔治?艾略特的热烈褒扬,心中装着乔治?桑、路?莎尔美、茨维塔耶娃、萧红等大号女人又骚又美又霸气的人生,或许还有林徽因、张爱玲,但要真说起性别歧视,以下两个人的故事可能更有意义:希尔伯特和艾米?诺特。这两位的名字或许因其从事领域而相对陌生:希尔伯特是20世纪的数学领袖,影响了其后近百年的数学发展,而后者则是抽象代数的奠基人,她逝世后,爱因斯坦在悼词中称她为“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数学家”。

在性别歧视的语境中,我们还要强调,她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博士。在诺特展现出才华的年代,女人接受高等教育还是一件新鲜事,1916年,当34岁的诺特应希尔伯特的邀请来到作为当时欧洲数学(以及世界数学)学术中心之一的哥廷根大学时,只能以希尔伯特的名义讲课。希尔伯特非常欣赏诺特,但无论如何活动,竟无法为她谋得一个教职,只因为她是女性。作为当时地球上数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家,53岁的希尔伯特面对学校“禁止女性担任教师”的规定束手无策,只能在大会上怒吼:“这是大学而不是澡堂!”
 
或许只有对近代数学有深入了解的人,才能体会到诺特的工作有多么伟大,而她的遭遇又是多么无理。直到一战结束,诺特才不再以希尔伯特的名义讲课,成为了讲师,1922年才取得一个名为“编外副教授”的职位,没有薪酬,只有一点讲课费,而在这段时间里,诺特已经做出了名垂青史的工作,拥有了国际声誉。当然,我这里能陈述的是很少的一部分,你每深入挖掘一点细节,就能发现当时歧视的严重和愚蠢,并庆幸那个时代已经远去。如果不是希尔伯特,我们的世界就错过了一个超级天才——但话说回来,被错过的并不如诺特般天才的优秀人才又有多少呢?
 
歧视作为一种“观念”,就是一种“群体性偏见”,这种偏见形成基于人最普通的认知模式:从大量事实出发,通过归纳和推理得出一种惯常的结论,以提升判断效率。你在一家店里吃过三次都不好吃,就会认为这家店的东西都不好吃;你处了三个男人都是王八蛋,于是认为男人都不是东西。这个过程还能“迭代”:从这家店不好吃“推广”到这类店都不好吃、这个地方的菜都不好吃、这地方的人都不是好人……所谓恨乌即屋。这种结论如果传播开来,最终就会变成观念固定下来。这是个粗糙的机制,毫无精密可言,却但谁也无法否认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效用:你真的要把一个饭店所有的菜都吃一遍才对它下结论吗?
 
 
 
回到“性别歧视”的语境,我们可以考查每一条具体歧视的形成过程,这时便能发现所有“歧视”都有它的“道理”,抛开这些道理去谴责歧视,怕是无益于事情变好。
 
 
拿最常说的工作招聘举例,确实会有招聘启示写明拒绝女性,或是面试官的态度明显不欢迎女性。但在这里,“歧视”这个帽子一定不能随便乱扣。
 
 
第一种情况是工作性质确实不适合女性,例如矿工、勘探、消防员等,同理也有很多工作不适合男性,如礼仪(小姐)、护理等,注意,这里所谓“不适合”并非是说女人一定不能干,而是强烈不建议,就像强烈不建议孕妇参加足球比赛,你能说孕妇一定踢不了足球吗?第二种情况是招聘方出于非常现实的情况,不愿意接受女性,例如本来就发展艰难的中小企业,老板不得不考虑一个适龄女员工的婚产问题,且不说供养一个吃白饭的人是非常大的负担,如果你结完婚生完孩子就辞职走了,老板就只能欲哭无泪。在我们行业里,微软、新浪(非微博)都是公认适合怀孕的地方,这些老公司不差这点钱,如果你能以公司为家、稳定下来,对公司也有好处,但还有些并不差钱的大公司,实行“以KPI为纲”,那么主管在招人时就得想,如果有人占了我部门的head count却长期休假,我的KPI还搞得定不?我们只能说,有些企业无力承担包养人类准妈妈的社会责任,资本则无心包养。这虽然在客观上形成了歧视,却也有其难言之苦,应该从社会制度方面想办法。
 
 
第三种,可能才是人们真正诟病的:“无端”认为女性能力不能胜任工作,拒绝给其机会——也即诺特女士在20世纪上半页遇到的情况。前面已经提到,歧视是一种群体偏见,这种偏见的问题,一方面在于它会违反人类的基本良知,另一方面在于它会造成严重的错误。哥廷根大学拒绝诺特女士之所以愚蠢,是因为这项工作的核心——学术水平——诺特女士不但完全达到,而且出类拔萃,所以这对她是极不公平的。另外,我们很可能因此错过一位杰出天才,这将是全人类的损失。事实上,能够想见,被这种偏见耽误掉的有才能女性绝不在少数,每耽误一位都是一个错误,而诺特只是幸运的未遂之错而已。这就是前文所说的“不精密”所产生的恶果。到这里,我们就能道出歧视问题的本质:系统性错误。这种错误一方面是偏见不精密的产生机制造成的,另一方面则是观念缓慢的自我更新能力造成的。时代的变化在事实上要求新的女性角色,而人们的观念却还无法跟上,从这个角度看,诺特站在时代的船头,成为了观念的破冰者,她自身伤痕累累,却为后人开辟了道路。
 
 
包括职业偏见在内,再加上“剩女牌”标尺(适龄生养)、“处女牌”试纸(男性占有)、“主妇牌”围裙(家庭角色)代表的两性观念,就构成了当代性别歧视的语境主题,但如果细看,很多问题其实并非“系统性错误”,而是新的价值体系下的个人利益冲突。新风尚不再将适龄生养看作自然规律,或种族个体职责,而其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生活选择,同时将这种要求视为对个人自由的干涉。如果认同歧视的本质是“系统性错误”,那么“女性应该适龄生养”的观念(特别是它的衍生物——对没有适龄生养者的冷眼微辞)和歧视就很难扯上关系。这不过是个时代现象,相关的时代背景关键词有这么几个:食物丰富、人口爆炸(灭种焦虑消失)、避孕简单化、个体意识膨胀、宗族观念解体、医疗进步(良好应付高龄生产、亲子鉴定等),智力(而非体力)主导一切。枪的发明拉平了懦夫与勇士,智力权威化则让男女同台共舞,它深刻改变了传统家庭的经济基础,从而改变了家庭成员的“体位”,于是新风尚推翻了男人对“占有”的思考权,也推翻了历史悠久的家庭角色分工。而新风尚毕竟是新的,它依然发生在稳固了数个世界的旧世界里,所以新风尚者也必定要像诺特一样成为破冰者,这是非常正常的新旧对抗,扯不上歧视。况且话说回来,新风尚的合理性还需要时间的检验,从历史上看,人类或许可以只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,但绝不能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母亲。
 
 
谈论性别歧视的人们很难分清,这种所谓的“歧视”是根源很深的偏见还是逻辑简单的现实产物,抑或干脆就是个时代现象,它们和“群体性偏见造成的错误”并无关系,说到底,和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”没太大差别,只是在新时代追求礼节,并将其作为高尚理想的人很难意识到,他们的追求不过是大时代“仓廪实”的产物而已。
 

如果未来医学能够让男性怀孕变得像女性避孕这么简单,男女观念还会有更大的改变,人类就是这种会产生大量偏见的缺陷生物,还是让更高级的文明来拯救我们吧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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